在荆州的时候，我曾跟同行的记者简光洲说：从市场的角度看，这次事件中的一些记者，其实并不比“恶棍”陈波高尚多少。作为一个见利忘义的商人，陈波至少提供了合格的服务（捞出三具大学生尸体）给自己的客户；但一些记者却制造了虚假信息给自己的读者。
事情在最初阶段，呈现的是一个经典的“正面报道”模式，英雄舍己救人、义薄云天。后来有媒体宣称：在15名大学生勇救儿童、三名老人勇救大学生的同时，两艘近在咫尺的渔船却见死不救，目的是等着三名大学生溺亡后捞尸赚钱。而在捞尸工作展开后，渔船居然挟尸要价。
———一个塑神与造魔的方程式，就这样草草地立起来了。
塑神（此处不含价值判断）的工作，主要是荆州当地媒体做的。媒体对塑神已经有了一个成熟的套路。这些主要由颂歌和挽幛构成的报道，将英雄们的生平事迹事无巨细地披露了出来。
有大学生认为报道给他们带来压力，11月中旬，我在参加凤凰卫视《一虎一席谈》节目的录制时，一个在校大学生说：“这意味着我以后遇到类似的情况，必须像英雄们一样下水救人。”
造魔的工作，则是几家都市类媒体做的。魔，指的就是“见死不救的两艘渔船”，以及挟尸要价的打捞公司。这种大善与大恶的对比是触目惊心的。它一时成为舆佳节又重阳论热点。10月28日，被指见死不救的老渔民，70岁的陈选德和他68岁的妻子被一群义愤填膺的市民殴打。同时，网络上对于打捞公司也是骂声一片。
可是，后来我们采访发现，渔民们“见死不救”的说法本身是站不住脚的。校方以及当时救人的冬泳队员均宣称，两名老渔民参与了24日下午的营救，有6名学生通过渔船获救。
网络上的质疑是：两个老渔民为啥不像冬泳队员一样下水救人？但在江边生活的人都知道，渔民很少下船救人的。因为在船上救人是最高效、最安全的，拿竹篙顺水一扒拉就可以了。
现在回头看看，“渔民见死不救”失实报道的产生，仅仅是因为记者简单的“有闻必录”：几个女生的确曾跪在渔船面前，求老渔民下水救自己同学。老渔民也的确拒绝了———但这个细节发生在大学生溺水十几分钟后。当时水面上挣扎的落水者，都已经被救起。事实上大学生们当时也跪求过冬泳队员。后者也拒绝了。
新京报在2006年做过一篇关于捞尸的报道。当时北京市急救中心的专家说，人在淡水中溺水三到五分钟、海水中溺水六分钟左右肺泡就已破裂（不含在水中挣扎的屏气时间），超出这个抢救时间生命将无法挽回地逝去———这和渔民们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一致：我只能救水面上的活人，没法捞水下的死人。
第一批魔，就是这样造出来的。其实记者只要稍微做一些核实，就可以避免让几个老人蒙冤。
第二批被造的魔，便是后来那张“牵着尸体谈价格的陈姓白衣老人”照片。这个信息不值一辩。白衣老人不姓陈，而是叫王守海，只是陈波（打捞公司的负责人）从三八村喊来的一个帮忙者，他根本没有资格和校方谈价格。这个报道，估计是记者拿到别人拍的现场照片“看图作文”，不出错才怪。
之所以再次谈到媒体的“造魔”，强调国内同行在报道中犯的错误，并不是说在技术上我们比他们高明多少（其实我们借助的手段，都只是祖师爷留给我们的最基本的专业技巧：平衡，核实），而是觉得，我们报道中的任何失误，都是在以整个行业的公信力丧失为代价。
现在跳出“或者塑神或者造魔”的报道模式，冷静思考，我们会发现，对于荆州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的报道，其实还没有完成呢：一个核心的事实是，当这些大学生决定下水的时候，他们到底是一种什么心态？
没有一家媒体来回答这个问题。于是乎，一些“值不值”“救不救”的假问题就开始争论了。
我们绝大多数人，一辈子都不会碰到需要自己“见义勇为”于水火之中的千钧一发之际。是以，我们无法对于“见义勇为者”（抑或是“见死不救者”）在那一瞬间内心的抉择做一个全息的还原。这个心理过程，到底是道德自觉还是理性抉择？
于是，对媒体而言，塑神以及造魔，就是最简单、也最容易偷懒的操作方法了。
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
